在《毫无意义的工作》（Bullshit Jobs）一书中，作者对“狗屁工作”的定义如下：那些毫无意义甚至有害的定期领薪水的职业，这些工作往往无法为从业者提供存在的合理理由，从业者不得不假装这些工作的存在是合理的，其意义在于能够按时领取薪水。其危害是：这些工作往往会让人们陷入机械重复、无意义的劳动中，消耗个人的精力和时间，导致个人无法追求真正有意义的人生目标。此外，这些工作还可能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和资源浪费，影响社会的整体效率和进步。
不懂编程，但我轻松得到了一份“顶级”工作
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偶尔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罕见时刻。从宏观角度看，劳动力供应通常会超过有偿工作的数量，因为这是经济体系运行的常态，但在某些特定行业，可能会出现短暂的劳动力短缺。1998 年，我作为分析师与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合作，就感受到了这种异常的氛围（注：安达信一度是全球最大之会计师事务所，后来分拆出了占大部分营利的安盛咨询，后者于 2001 年更名为埃森哲公司）。
很快我就意识到，这段经历——也是我唯一的公司工作经历——实际上是一份虚假的工作。之所以说它虚假，是因为尽管表面上我与安达信合作，但从未真正为他们工作过。他们这种蓝筹公司通常不会考虑像我这样的人，他们倾向于从哈佛这样的名校招聘，而我当时刚从汉普郡学院毕业。他们要求新员工拥有无可挑剔的 GPA，而我的学校甚至不提供成绩评定。事实上，我受雇于一家全球广告集团，该集团聘请安达信做项目咨询，然后将我安排在安达信团队旁边——这完全是由于人手不足所致。
另外，之所以说这是一份虚假的工作，是因为安达信自己也在伪装。90 年代末，安达信为能源巨头安然公司背书，直到安然公司在一系列丑闻、高层自杀的阴云中破产，安达信也因妨碍司法公正被定罪、交出会计执照并最终倒闭。但那些都是后话了。
最后，之所以说这是一份虚假的工作，是因为集团聘请安达信解决的问题并不真实。这个所谓的千年虫问题，预言在 2000 年 1 月 1 日，全球的计算机将无法处理从 19 到 20 的千位数字变化。随着 1999 年过渡到 2000 年，计算机将会崩溃，进而影响所有相关的技术，包括电子邮件、电视、空中交通管制，乃至全球现代技术基础设施的每一个角落。医院或许能够依靠紧急发电机来抵御最糟糕的情况（除非发电机也受千年虫的影响），但广告公司没有。
随着世界末日般的恐慌氛围日益逼近，就业市场的门槛开始降低。千禧年的结束催生了巨大的知识型劳动力需求，新兴的互联网公司正试图主导电子商务世界。这些资金雄厚的公司正在吸纳他们能够找到的每一位知识工作者。我那些在大学时期成绩平平、唯一的商业经历就是在停车场做小规模毒品交易的朋友们，如今却都在热议股票期权。
我通过一家就业机构获得了这份虚假的工作。这家机构似乎对“知道”某事与“理解”某事之间的差异没有明确的认知。例如，JavaScript，一种计算机编程语言：我知道它，但并不深入理解。这不重要。我的面试大约持续了十二分钟，面试官是一位言语简洁、留着小胡子的中年人，名叫迪克。（他是安达信的人，安达信需要提供的一项服务是帮助集团招聘千年虫应急小组。）“你对计算机软件了解多少，1 到 10，你给自己打几分？”他问道。我迟疑了一下，我不确定面试是否会包含演示部分，就像我之前未能通过的那些面试一样。但他的办公室里空空如也，看不出他会让我演示什么。于是我回答说：“8 分”。
“你对计算机硬件了解多少，打几分？”迪克接着问道。回答这个问题既要自信又不要过了头，我坚持认为是 8 分，于是我重复道：“8 分。”事实上，我在学校做过计算机实验室的监控员，在需要的时候重启一下电脑或给打印机装纸，尽管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我通常在周末晚上值班）。
迪克的下一个问题可能会决定我那刚起步的职业生涯的走向。“你认为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何，打几分？”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利用他们的漏洞来弥补我在证书、培训和打字技能方面的不足，这是一个可以翻盘的历史时刻。“9 分！”我回答道。
就这样，我获得了这份工作。
不容有失且责任重大的 QA 团队
我被安排在质量保证团队，为集团委托给安达信的工作提供协助。千年虫办公室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组”，顾问们被称呼为“安达信的人”，这个称呼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他们与其他集团员工之间的隔阂。其他集团员工对他们带有一种既迷惑又敬畏的情感，通常伴随着一定程度的不满。这些矛盾的情绪源于这样一个事实：管理顾问构成了工作的先锋力量。他们空降来诊断问题并提出建议，尽管这些建议很少被实施。他们追求“最佳实践”解决方案和最高标准，雇佣顶尖人才。在集团内部，他们有自己的办公室、会议和日程安排。
“你被选中是因为你拥有安达信的品质，但不是安达信的价格。”在我上班的第二天，辛迪对我说。她是质量保证团队的负责人（也是安达信的人），也是一位乐观的数据仓库专家。辛迪还告诉我，安达信团队内部团结紧密，就像狼群一样，对任何外来者都保持警惕。
在第一次开会时，我确实显得有点与众不同，但并非因为缺乏资格，实际上，我是唯一一个没有在玩彩泥的人。集团的办公室是米色的，地毯是米色的，连员工的衣着也是米色的。但四位质量保证团队成员的手中却握着各种鲜艳的色彩：霓虹绿、黄色、粉红色、警报器般的红色，形成了一种几乎迷幻的视觉效果。他们转动和抛掷手中的彩泥，将团块分开再重新组合。“这是一种新的管理技巧，”辛迪在我还没来得及问之前就解释道，“它有助于缓解压力。”
辛迪本人似乎并不显得焦虑，但她所描述的情况却是充满压力和挑战的。集团在全球拥有超过一千家广告、公关和通信公司，这些公司每年会创造数十亿美元的收入。然而，这些“门店”在千年之交可能会崩溃，这可能会阻碍集团的全球广告运营，对收入造成损失，进而影响股票价格。可能的情况包括：芬兰的某个广播电台发生故障，无法播放集团预订的广告；西澳大利亚的某个电视台突然消失，连同集团制作的商业广告一起；或者里约热内卢某条高速公路上的广告牌在社会动荡中倒塌，摧毁了集团创造的良好形象。收入损失只是我们面临的最轻微的结果，我们可以想象更糟糕的情况。
办公室里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气氛，电梯大厅里有一张《计算机世界》杂志文章的影印本，标题赫然写着“经济学家预测千年虫经济衰退”。在那个没有窗户的小餐厅里，几本《2000 年定时炸弹》摆放在那里，供员工在加热速溶咖啡或从迷你冰箱里挑选百事可乐时阅读——百事是集团的一个客户。大多数团队成员的办公桌上都摆放着一个千年虫末日时钟，精确追踪着那个技术末日的倒计时。
千年虫项目的第一阶段是“盘点”，就是搜集集团各分支机构的技术设备信息并记录到数据库中。那些级别较低、非安达信网络分析师负责录入各集团门店的电脑、路由器、传真机和打印机的数量，这些数据是从门店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电子表格中复制出来的。而级别较高的安达信质量保证分析师（包括我）则负责监督工作，识别并纠正同事们在录入过程中的错误。有人可能不小心按了 0 而不是旁边的 9，有人可能因为分心而忘记勾选“已完成”复选框。虽然这些都是小错误，但历史不会宽容地对待这些小过失，所以说我们是赶在历史前面纠正这些错误。
质量保证团队所做的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动词“QA”。我们通过 QA 发现的错误都被手工记录下来，所有手写的记录随后被复印，副本存放在辛迪的办公室，原件则被送往新泽西的一个安全文件仓库。当然，我们的记录都以纸质形式保存。如果预言中的千年虫末日真的来临，数字世界可能无法访问，甚至可能永远消失。计算机技术让我们陷入了这个千年虫困境，我们不能依赖它来帮助我们摆脱困境。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迪克面试我时，我认为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对计算机软件和硬件的了解更为重要。实际上，这个评分标准本身并没有明确的定义，而且面试官和面试者之间也没有一致的标准，这足以说明整个项目的虚假本质，以及集团所感受到的绝望——它敏锐地意识到时间不多了。
安达信的立场是“千年虫问题是一个文件管理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在 2000 年 1 月 1 日到来之前，我们无法确切预知我们将面临何种程度的技术挑战，因此这个日子就像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紧急时刻：我们会像《回到未来》那样被带入到一个全新的石器时代，还是仅仅有几个自动售货机暂时失效，之后大家便继续日常生活？为了应对这种不确定的未来，我们专注于过去。我们不是带着希望它们以后能正常工作的预期去修复东西，而是记录集团已经采取的反千年虫措施，因为这些措施比那些尚未发生的事情更加确定。出于法律原因，我们不会对未来做出承诺，我们的任务是证明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经被妥善记录。
对于千年虫末日预言者的惊人言论——无法保证 1999 年 12 月 31 日之后的现代生活——质量保证团队的应对方式是：昨天发生的一切都被记录在数据库中。昨天发生的一切都成为了我们记录的对象，因此我们记录了它们。然后，我们不得不反复记录我们做记录的过程。
一个价值 400 万的项目
这些工作旨在规避因提供千年虫解决方案而可能承担的责任，毕竟如果千年虫问题“无法修复”怎么办？这个流程似乎只有安达信能够做得出来。当企业聘请安达信咨询项目时，他们实际上是购买了这个流程。这个流程似乎没有固定的书面形式，只在辛迪和迪克的头脑和言语之间流转。它足够具体，以至于经常被提及——“流程说要这样”、“我们如何在这里应用流程”、“我不确定这是否符合流程”——但又足够抽象，就像彩泥一样难以捉摸。
为了遵循这个流程，质量保证团队仔细检查了数百万行 Excel 电子表格记录。我的一天从比较数据库和电子表格开始，用我自己的笔迹记下：第 4 列、第 14 行：“18 个路由器”应更正为“8 个路由器，”第 9 列、第 10 行为空。这是一项令人精神分裂的琐碎的工作，时间在令人眩晕的节奏中流逝。所有的质量保证分析师——除了辛迪，因为等级的原因——会聚集在复印室，确保无论 1999 年 12 月 31 日发生什么，我们一天的劳动成果都将被存档，以印刷品的形式永久保存。
那么谁来监督这些顾问呢？辛迪，作为流程的守护者，会对所有经过 QA 的电子表格进行随机抽查，并将检查结果记录在她自己的电子表格中。迪克和一个难以捉摸的安达信高层管理小组来 QA 辛迪。有一次，一位名叫本杰明的安达信合伙人，他戴着小圆帽，身着三件套西装，脚上穿着类似拖鞋的梅里尔绒面革鞋——这种鞋在 1990 年代末刚开始流行——在办公室里待了大约一个小时，可能是来 QA 迪克的。
集团的千年虫项目董事总经理贾斯汀，在我隔间对面的杂物间里临时搭建了一个吸烟室。正是在那里，贾斯汀和迪克定期碰面，交流最新的工作进展，而贾斯汀也经常在这里接待其他访客。这些访客无一例外都是年长的穿着西装的白人男性。我会试着偷听，从门缝下飘出的二手烟里捕捉一些信息。确实有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从二手烟中泄露出来。例如，我不是唯一一个被辛迪描述安达信是一群狼的人：他们苗条、敏捷、露出尖牙、嘴唇卷曲，用尿液标记他们的领地。当贾斯汀听到这个跨物种比喻时，说道：“他们更像是吸血的水蛭，他们收费太高了。他们希望我的员工搞砸，这样我就会解雇他们，然后他们就可以引入更多安达信的人。当然，他们是我们团队的一部分。”
但事实上，有什么值得偷听的呢？迪克是否知道安达信在安然的欺诈行为，并在这里做着类似的事情？实际上，迪克和辛迪坚持向集团办公室宣传流程。“千年虫问题是一个文件管理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辛迪在每周的分析师会议上重复强调，并要我们和她一起说出这句话。
在我工作几个月后，1998 年 11 月，一群安达信和集团的人访问了我们的千年虫办公室，看看这个 400 万美元的项目在应对千年虫问题方面取得了什么进展。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首席技术官——清一色的男性高层管理者，有些还带着副手，穿过我们的办公室，进入了一个闭门会议。他们离开后，贾斯汀邀请所有团队成员进入会议室，那里有罗马盛宴般的松饼和水果金字塔，一个设备齐全的咖啡车，以及各种百事产品供我们享用。“我们刚刚在这里接待了价值超过一亿美元的高管，”贾斯汀开始说。“他们想要了解最新的进展。”
椭圆形会议桌上散落着执行委员会的演示文稿副本。我感到困惑的是，这些文稿本质上就是给新员工演示用的文稿翻版。但会议室里的气氛却是轻松愉快和自信的，迪克看起来也心情不错。这位平时很少在闭门会议之外发言的人，作为对上午闭门会议的肯定，被贾斯汀邀请向团队发表讲话。他站起来，发表了一段简短的法律独白：
“当 2000 年 1 月 1 日来临，千年虫诉讼的闸门一旦打开，我们将面临来自各方的诉讼，那些尚未起诉我们的公司，那些我们正在诉讼的公司——赔偿问题、受托责任索赔和放弃的指控。我们将会需要什么？证据。他们会想要了解我们采取了哪些措施以及我们是如何执行的。因此，这就是执行委员会关心的——证据、纸张、文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应对策略非常简单：继续记录。”
数月的阅读和填写电子表格让我感觉自己也变得像电子表格一样：容量大但缺乏深度的概念理解，能够记录、列出和排序，但这一切都遵循着一种不经思考、难以捉摸的逻辑。大约六周后，我开始不自觉地创建自己的文档，一种“企业人类学”记录。我注意到集团内部头衔和昵称的分布情况：所有的经理都是男性，所有的分析师都是女性。我最欣赏的是一位叫作 Magdalena 的维也纳网络分析师，她以小名莱妮自称。在迪克面试她时，她被要求用他那神秘的打分系统评估自己的外语能力。她精通德语、英语和法语，擅长西班牙语，于是给自己打了十分。
一边用媒体制造“恐慌”，一边接受全球咨询业务？
每周三，我们都会举行一次全体会议：包括那些沉默寡言的数据库程序员、着装随意但不可或缺的 IT 团队成员、所有的安达信顾问、集团的经理们，还有迪克。有时，前台接待员甚至会将电话转接到自动应答，然后也加入我们。到了 1999 年 1 月，也就是我入职五个月时，我已经在这些定期的团队会议中找到了一种安慰。下午 2 点，除了贾斯汀之外的所有人都会聚集在会议室里，一手拿着百事可乐，另一手拿着辛迪准备的会议议程，等待会议的开始。这时，贾斯汀会通过办公室的对讲系统宣布会议将推迟五分钟开始。随着这五分钟缓缓流逝，他最终带着几乎与他形影不离的二手烟走了进来。
会议有一个叫作“好的方面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的活动环节。团队成员需要从议程上撕下一角，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反思，随后，这些纸条被收集起来，传到会议桌的一端，由贾斯汀来读。
某个周三，贾斯汀从那堆越来越少的纸条中大声读出：“好的方面是：我们完成了大量工作。需要改进的是：厨房里没有 Sweet’n Low 甜味剂了。”接着是：“好的方面是：我喜欢我办公室里的圣诞节礼物。需要改进的是：我不明白媒体团队是做什么的，而且我不接受‘去问媒体团队成员’这样的答案。”读着读着，贾斯汀的表情从好奇逐渐转变为带有不确定感的轻蔑。他意识到——所有团队成员也都意识到——他的管理风格，他推卸责任的习惯，正在被微妙地嘲笑。不仅如此，他的批评者就坐在我们中间。他带着一丝狡黠的微笑，介于好奇和尴尬之间，问道：“这是谁写的？”这个问题迅速得到了辛迪的回应，她回答说：“这是一个匿名活动。”贾斯汀打断道：“谢谢，辛迪”，然后用一种被冒犯的语气继续问道：“我问——这是谁写的？”
团队成员们小心翼翼地避免目光接触，将他们沮丧的目光停留在自己的百事饮料上。“你们不愿意告诉我？”贾斯汀说。“那好。我们就坐在这儿。我们会一直坐到千年虫发生那一刻。我一定要找出是谁写了这张该死的纸条。”
坐在辛迪右边的一位名叫特蕾西的安达信分析师伸手拿起了那张纸条，对着紧张的听众温和地说道：“这是女孩的笔迹。”我感到无比宽慰，因为我的字迹潦草且棱角分明，与典型的女孩笔迹相去甚远。特蕾西一定也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她刚刚巧妙地为自己排除了嫌疑。而辛迪——谁会怀疑她呢？当团队成员开始在会议桌周围交换目光，私下里寻找那些字迹圆润且可能处于经期的女孩时，原本的沉默被打破了。
“是我——是我写的。”莱妮站了出来。“我只是觉得你从来不回答问题，而我以为：你是老板，你应该会知道。”会议在贾斯汀命令莱妮单独留下与他继续留在会议室中而告终。后来我问莱妮贾斯汀私下里对她说了什么。“他说我进了他的黑名单，”她这样告诉我。我问她是如何回应的，她只是简单说了句：“好吧。”
二月份，集团决定加强千年虫应对措施，并邀请更多来自安达信的专家加入我们的办公室。新来的顾问似乎也想知道媒体团队是做什么的。这个团队就在我隔间正后方的办公室里，他们似乎也在忙跟我们一样的事情：打印电子表格、复印、传真，然后将它们归档。
我也不知道媒体团队是做什么的，而莱妮甚至因为问了这个问题而被悄悄列入了迪克的黑名单。
此外，我们的质量保证团队几乎完成了对库存数据库的 QA——我们发现了大约 6700 个错误，其中许多都已被修正，并详细记录下来，作为我们努力的证明。在这样一个成就之后，选择离开似乎是个奇怪的决定。然而，在与辛迪的对话中，我意识到，加入媒体团队的提议虽然被视为一种晋升，但同时也是一种选择。
莱妮发现千年虫办公室有一个免费的电话号码，集团员工可以在发生与千年虫有关的情况下拨打这个号码向专家求助。但那时还是三月份——全球的广告商还没有因为千年虫这个定时炸弹引爆而感到恐慌——因此这个线路通常都很安静。但知情的团队成员已经开始对外散播这个号码。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与团队成员通话。
媒体团队的职责是评估集团最重要的全球媒体销售合作伙伴——包括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报纸——在千年虫问题上的准备情况。我们计划通过邮寄千年虫问卷来完成这项工作。在那段忧郁的合作期间，希瑟将团队的进展浓缩在一张幻灯片里，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大写的名词，以至于今天我回顾当时的笔记时，我有一种阅读 18 世纪晚期英语的感觉。
新媒体团队：
媒体是千年虫任务的关键
正在设计千年虫问卷
将联系媒体供应商
将提供千年虫应急指南
第一点有点前言不搭后语，它更多的是在营造一种氛围，我惊讶它竟然得到了迪克的批准。第二点呢？完全是捏造——希瑟从 Y2K.com（似乎是一个不太靠谱的网站）上下载了问卷。至于第三点，至少它不是完全捏造的。新媒体团队从旧媒体团队那里继承了一个鼓鼓囊囊、令人印象深刻的活页夹，里面装满了供应商的邮寄地址。这些地址将从活页夹转移到数据库中，用于发送问卷——但在此之前需要对媒体供应商数据库进行 QA，因此需要有人来识别即便是最干净的数据也总是会有的错误、不顺畅和重复，而那个人就是我。
莱妮揭示了一个我早已察觉的事实：我的晋升是假的。或许我只是被平级调动了，甚至可能连这都过于乐观了。有些迹象显而易见，比如我的薪水没有涨，而其他的迹象则更为微妙。“质量保证分析师”这个头衔听起来有一定的分量，但如果我的目的只是想利用在集团的工作进入财富 500 强公司或跳槽到德勤，那么“媒体供应商分析师”在我的简历上又能为我带来什么呢？
向全球各地的合作伙伴发送未经请求且可能涉及法律问题的问卷，是一个复杂且充满风险的挑战，但流程要求这样做。问卷中提到调查对象为千年虫问题做了哪些准备，比如是否正在与第三方供应商沟通，了解对方的准备情况。我们心知肚明，那五千家媒体供应商不太可能回应我们的问卷，正如集团自己也不会回复它从商业伙伴那里收到的成千上万份问卷一样，这些问卷基本上问的都是相同的问题。希瑟解释说，由于向其他公司披露此类信息可能带来法律风险，所以流程规定不允许我们回应。
到了夏天——或许是我们在这里的最后一个夏天——安达信的人决定，除了书面记录之外，还需要亲自与集团的各个分支机构接触，以凸显千年虫问题的紧迫性。许多团队成员开始环游世界进行现场访问，办公室因此变得空旷如野。莱妮前往亚洲两周，为一系列千年虫区域会议提供支持。辛迪则前往温哥华，指导集团在太平洋沿岸的店面学习相关流程。甚至连贾斯汀也暂时离开了他的吸烟室，踏上了前往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的工作之旅。
“这是你的机会，”辛迪在我即将开始自己的千年虫之旅时对我说。我的行程里包含了我一直梦寐以求的城市：东京、香港、澳大利亚东海岸。当然，我也会趁机偷偷游览一些地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咖啡馆，还有墨西哥城的索卡洛广场。然而，辛迪所指的可不仅仅是这些。她告诉我，有位团队成员“积攒了很多常旅客里程，带着全家人去悉尼，享受商务舱的待遇。他们在海港凯悦酒店拿到了一间俱乐部级别的套房。”其他团队成员则用里程兑换夏威夷度假游，或转成游轮积分、租车代金券、免税酒精和烟草折扣券。
我意识到在我周围有一个不透明的经济体在悄然运转。突然之间，亚太地区众多的千年虫关键任务变得有意义了：头等舱机票可以累积三倍的常旅客里程。团队成员甚至关注起了南非，尽管从纽约起飞需要十四个小时。不仅仅是约翰内斯堡，德班和开普敦也成为他们的关注地。而加拿大，我们说英语的邻居，尽管有多个集团门店，但因为没有长途航班，被认为是“对千年虫问题准备相当充分”。
我开始像其他团队成员一样贪婪地积累这些福利。然而，在多次媒体现场访问中，我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冒名顶替综合症。在一次前往东京的行程中，与通常在昏暗的会议室里会面一两个媒体供应商同事的小型会议不同，我和两位分析师被带到了礼堂，那里坐满了穿西装的人，等待着我们的到来。或许他们真的把我们集团内部的通告当回事了：毕竟，我们已经发出了通知，世界——或者至少是广告行业——可能很快就会面临终结。
我总是为自己和对话者的英语流利程度无法得到保证而感到一丝安慰。这种沟通上的距离，无论是实际存在的还是我感知到的，对我来说都至关重要，因为我准备了一系列近乎荒谬的问题。比如，如果全球的计算机在 2000 年 1 月 1 日突然停止，贵机构将如何继续运营？然而，东京的门店安排了一名翻译，她用带有口音的英语要求我放慢语速，这样她就能以一种应对世界末日所需的关怀来斟酌她的措辞。
“在 2000 年 1 月 1 日，你们是否还会有……”我这样开场。然后我表达了对东京媒体市场的担忧：“没有日本媒体供应商回应我们关于千年虫准备情况的问卷。”一种通常由创伤引发的身体外、脱离现实的体验，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当作为媒体供应商分析师的我滔滔不绝地发言、暂停等待翻译然后又继续时，另一个我则悄然退下讲台，整理思绪，并做着笔记。我对自己能否做好这个千禧年发言感到不安。就像一个质量保证人员记录她自己的记录一样，我开始指数级地怀疑自己的自我怀疑。
我的许多日本同事对我的反应似乎都与我的外在有关。一位金发的年轻女性在他们中间显得多么的与众不同，而那位棕发的女性翻译似乎有些尴尬地传达了这些信息。“这对他们来说很不寻常，”她说道，“你知道，你的与众不同。”他们想知道我的金发是自然颜色还是染的。一位接一位的男性媒体人士纷纷举手提问：我多大了，我结婚了没有？我会在东京待多久，我后续的计划是什么？我的业余爱好又是什么？
这种对我的个人的关注并非全无益处：它确实转移了人们对千年虫问题的注意力。如果有人问及服务器、路由器，或为什么我们在日本的问卷邮寄回应率如此之低，或我对千年虫合规性有什么建议，我可能会启动我自己的应急计划——谈论知识本身的不确定性。也许我已经变成了流程的忠实信徒：未来在它到来之前是无法被知晓的，而到了那一刻，它已经不再是未来。
从末日预言到集体失忆，一个虚惊一场的世纪骗局？
到了 1999 年 12 月，千年虫办公室弥漫着一种感觉，那就是似乎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了。这种在最后关头常见的老生常谈，对于我们来说显得尤为贴切，因为我们实际上没做过什么。出差少了，我最后一次看到在米兰的遮阴露台上闲逛的同事们，现在又变回了在办公室小餐厅可以遇见的人，他们手里依旧拿着百事可乐。为了追踪日历的进展和划分我们的工作，团队成员做了我们最擅长的事情：管理企业资金的支出。随着大部分空中旅行的暂停，我们开始专注于积累酒店奖励积分。
我们在周围的酒店预订了一系列套房，让团队成员可以在我们已经熟悉的全球时区监控千年虫局势的发展。这些深夜班次并不需要保持清醒，只需要在办公室几个街区范围内找个地方睡觉——可以和任何人一起。当然，圣诞节和新年的假期被取消了，但这反而意味着团队成员可以在公司的账单上享受一系列丰盛的晚餐，包括那些总是在假期出现的昂贵的菜单。
时间不多了，至少在办公室里是如此，或许在全世界也是如此。但周遭的气氛似乎与世界末日相去甚远，除非世界末日的特点就是高耸的圣诞长袜和拖拉机轮胎般大小的节日花环。在一次节日派对上，我们品尝了以 80 年代金融工具命名的鸡尾酒：毒丸、杠杆收购、杀手蜂、熊抱。但并不是这些过时的术语让团队成员感到兴奋：集团的股价正如节日气氛一样高涨，那些部分薪水以期权形式代替的团队成员确实感受到了节日气氛。
接着，就像一部现代主义小说一样，其结局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结局。我们的使命的关键时刻，我们的终章，来了又去了，就像其他任何一个时刻一样。尽管这可能会令人感到失望，但似乎有必要说明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幸存下来了，只遇到了很小的困难。
辛迪报告说，新加坡的一些自动马桶未能被正确冲洗，因为它们的控制系统可能因为无法处理千年虫问题而陷入了混乱。其他团队成员搜寻新闻来源，寻找千年虫的故障案例，并编制成清单。有一个电动车库门启动器开关按钮颠倒了；Sharper Image 公司的一些小工具，虽然没有明显的时钟控制功能，但在 1999 年 12 月 31 日和 2000 年 1 月 1 日之间的短暂午夜还是失效了；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一个牲畜屠宰基地的工业搅拌机，即使电源被拔下也不会停止旋转。
到了 2000 年 1 月 3 日，周一的清晨，当团队成员们再次聚集在会议室时，那些千年虫故障似乎也只不过是一系列奇怪的个案，并开始从集团的集体记忆中淡出。那种崩溃的感觉当然会卷土重来，随着两个震惊的破产案，标志着 90 年代经济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第一场大金融泡沫破裂。安然和世通都曾聘请安达信担任审计，而在这两起案件中，事实证明安达信的行为远远谈不上是最佳实践。它一直在为安然销毁文件，而在世通则伪造文件。
但在新千年的头几天，我对千年虫话题迅速从办公室的讨论中消失感到惊讶，仿佛被某种审查制度抹去了一样，而团队成员们对那段时期采取了几乎健忘的态度也同样让我感到震惊。没有人自我反省：我们为什么会那样做？更多的是人们感受着一种过程：它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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